蔡昉:我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www.Sunmoney88.com2017-10-08 14:45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一、 我的经济学研究经历

在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一枝独秀,同时又正在经历发展阶段的转变。与此同时,经济学科的发展也异常迅速。我在学习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实际地观察中国的经济现象,通过撰写经济学论著,以及社会兼职和写作政策建议报告,参与国家发展规划、“非典”的经济对策、四川汶川震后重建,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现实重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构建做出了贡献。从对现实问题关怀的角度,海内外有些媒体称我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我把这个称号看得比“著名经济学家”这样的誉词要珍贵得多。

我是在改革开放伊始便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代幸运儿,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学术研究,涉足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等领域。我所走过的研究道路,可以概括为从农业经济学入手,进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策略、地区经济增长、流动人口、劳动就业等问题,着眼于探索中国摆脱贫困之路,并探索不同于西方新古典理论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力图建造一个逻辑上一贯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

我尝试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宏观角度看待和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结合经济学和人口学理论把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融为一体,研究人口红利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估算了改革开放时期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见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及其政策含义,揭示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及相应的人口政策问题的关系,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也懂得,人口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人口政策调整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我和同事估算了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模拟了改革红利,绘制出了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中国长期增长的“L”型轨迹。

我从宏观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研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问题,深入到最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把人口学分析引入了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我最早撰文倡导就业优先原则,经过长期论证和广泛的讨论,最终被决策者接受并写入中央文件。根据人口转变的趋势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动态,我较早地对劳动力供求形势作出了独到的判断,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并作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虽然当时遭到很多批评,有的国际组织甚至请我去,组织几十人反驳我的观点。但是,现实的发展表明,这些研究对宏观和微观的长期增长战略具有重要的启发。

总结起来,我的经济学研究经历主要分三个阶段,分别以农业经济学、经济发展改革理论与经验,以及人口与劳动经济学为研究重点。但在时间上每个阶段是交叉的,所以也应该说它们是我经济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但是,我的目标却是最终以一个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集成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形成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做出贡献。

二、把经济学研究作为生活方式

在具有研究者和党政干部双重身份的我的同时代人兼同行中,我的研究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是引人注目的。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一是坚持不懈,二是乐在其中。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经历过婚后没有房子住的困惑,以及“下海”挣钱脱贫的诱惑,但是,终究在“冷板凳”上坐下去了,而且这一坐就是30年。而这恰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把个人的职业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选择的路径,也使我个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与职业结为一体。对我来说,“冷板凳”绝无艰难、苦衷、枯燥可言,即使我必须要离开电脑休息的时候,也愿意思考经济问题,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时候,也琢磨着如何借鉴艺术家的技巧用在经济研究上,也乐于写一些经济学随笔。最后,由于坐“冷板凳”的时间足够长,把比我优秀的人一个个地熬走了(许多人崇尚“不要在同一个领域里反复证明你的优秀”),以致我也成为一个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

在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基础上,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分析框架。在发表于《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的一篇文章中,我尝试贯通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解说经济增长成败。从较宏大的经济史视野,把经济增长划分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新古典增长等几种类型或阶段,对每个阶段相关的重大中国命题,如“李约瑟之谜”“刘易斯转折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等,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认为,在主流增长理论中,传统上只承认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即新古典增长,而忽略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发展类型和阶段。这不仅倾向于低估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学术史贡献,也弱化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大量发展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我在一篇文章中,尝试填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这一逻辑缺陷。通过梳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文献,结合一些经济史研究的经验发现,我论证了各国经济史上都经历过积累起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并称之为“格尔茨内卷化”经济发展阶段。这样,就可以把东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典型地概括为若干种类型和阶段,因而使经济增长类型和阶段的划分在逻辑上更为完整,在经验上更加丰富和包容。在以后的研究生涯中,我希望按照这个分析框架,把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理论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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